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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纠纷

委托贷款合同纠纷一些建议

发布人:www.flhtaj.com   发布时间:2019-06-13 17:25

  1. 委托人、受托银行与借款人三方签订委托贷款合同,由委托人提供资金、受托银行根据委托人确定的借款人、用途、金额、币种、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协助监督使用并收回贷款,受托银行收取代理委托贷款手续费,并不承担信用风险,其实质是委托人与借款人之间的民间借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长富基金、兴业银行武汉分行与中森华房地产公司三方签订《委托贷款合同》,由长富基金提供资金,兴业银行武汉分行根据长富基金确定的借款人、用途、金额、币种、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协助监督使用并收回贷款,兴业银行武汉分行收取代理委托贷款手续费,并不承担信用风险,实质是长富基金与中森华房地产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委托贷款合同的效力和长富基金与中森华房地产公司之间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均应受相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制。本案中长富基金与中森华房地产公司之间通过兴业银行武汉分行签订《委托贷款合同》,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无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前后,案涉《委托贷款合同》均应合法有效。

  索引:北京长富投资基金与武汉中森华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委托贷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6)最高法民终124号;合议庭法官:黄年、李京平、李志刚;裁判日期:二O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2.在履行委托贷款协议过程中,由于借款人不按期归还贷款而发生纠纷的,委托人既可以自行起诉,也可要求受托人银行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中森华房地产公司在2013年9月27日与长富基金、兴业银行武汉分行、中森华投资公司、郑巨云、陈少夏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以及与长富基金、兴业银行武汉分行签订《委托贷款合同》的行为及合同内容,表明中森华房地产公司在签订《委托贷款合同》时明知兴业银行武汉分行与长富基金之间的代理关系,中森华房地产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委托贷款合同》只约束兴业银行武汉分行和中森华房地产公司,因此,《委托贷款合同》直接约束长富基金和中森华房地产公司,原审判决认定长富基金可以自己名义直接向中森华房地产公司主张权利,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其次,《委托贷款合同》第1.4条受托人承诺中约定,“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本金及利息时,受托人应按照委托人的书面要求以受托人的名义向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联人提起诉讼”,该约定是受托人兴业银行武汉分行对委托人长富基金的承诺,只约束兴业银行武汉分行和长富基金,与中森华房地产公司无关;就约定内容而言,是否以兴业银行武汉分行作为原告对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联人提起诉讼,是该约定赋予长富基金的权利,而非系限制其行为的义务,长富基金既可以自行起诉,也可要求受托人兴业银行武汉分行提起诉讼。

  索引:北京长富投资基金与武汉中森华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委托贷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6)最高法民终124号;合议庭法官:黄年、李京平、李志刚;裁判日期:二O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3.基于委托贷款法律关系签订的抵押担保合同,虽然登记的抵押权人为银行,但因该抵押法律关系是为案涉贷款设定,在委托贷款法律关系中,受托人银行的代理行为产生的后果应当归属于委托人,委托人可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抵押人主张以银行名义设立的抵押权。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颐和酒店公司对于《委托贷款合同》的存在及韩啸与平安银行海口分行之间的代理关系应当明知,其是在对韩啸为案涉贷款实际权利人有清楚认知的基础上签订的两份《抵押担保合同》。对颐和酒店公司名下国有土地使用权办理抵押登记时,虽然登记的抵押权人为平安银行海口分行,但因该抵押法律关系是为案涉贷款设定,在委托贷款法律关系中,受托人平安银行海口分行的代理行为产生的后果应当归属于委托人韩啸。在本案诉讼中,平安银行海口分行也明确表示韩啸享有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权,故韩啸可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颐和酒店公司主张以平安银行海口分行名义设立的抵押权。

  索引:吉林粮食集团米业有限公司等与韩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8)最高法民终673号;合议庭法官:刘雪梅、刘崇理、梅芳;裁判日期: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4. 委托贷款法律关系中,委托人贷款资金来源并不影响委托贷款合同的效力,委托人委托银行发放贷款,并非直接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未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相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依据《贷款通则》(1996年版)第七条的规定,委托贷款系指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委托人提供资金,由贷款人(即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贷款通则》仅要求委托贷款资金由委托人提供,并未对资金的来源作出规定。因此,红岭公司的委托贷款资金是否来源于网络上向不特定公众吸收的存款并不影响《委托贷款合同》的效力。依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但红岭公司系委托星沙农商银行发放贷款,并非直接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因此,《委托贷款合同》亦未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中国邮政长沙分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索引: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长沙市分公司与湖南中南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8)最高法民终112号;合议庭法官:钱小红、奚向阳、张颖新;裁判日期: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5.在履行委托贷款协议过程中,由于借款人不按期归还贷款而发生纠纷的,贷款人(受托人)可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两份《一般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均约定,如借款人违约,受托人有权按委托人书面指令停止发放贷款,提前收回贷款或直接从借款人账户中扣收贷款本息,即案涉《一般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约定委托人可以授权受托人对借款人催收并追索相关债权。其后,中山证券公司、新余钢铁公司均分别向工行鹰潭分行出具了相关函件,明确委托工行鹰潭分行以自身名义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法复〔1996〕6号)规定,“在履行委托贷款协议过程中,由于借款人不按期归还贷款而发生纠纷的,贷款人(受托人)可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工行鹰潭分行在本案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符合规定,并无不当。原审被告奥特莱斯公司、鹰潭华森公司、胡文辉、洪星关于案涉《一般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无效及工行鹰潭分行无权提起本案诉讼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索引:中新房南方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鹰潭分行等委托贷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7)最高法民终369号;合议庭法官:毛宜全、周伦军、汪军;裁判日期: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6. 在委托贷款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期限届满的情况下,当事人约定将委托贷款关系转为一般借款关系,主债权的借款关系并不消灭,作为从权利的担保权利也未消灭。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港通公司、云帆公司与承钢集团等当事人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后,又先后到天津市工商局、广州市工商局办理了对港通公司在天津农商行的7000万股股权、云帆公司在天津农商行的5600万股股权以及港通公司在广州农商行的1000万股股权的质押登记手续,股权质权依法成立。承钢集团作为质权人,对案涉股权依法享有质权。港通公司、云帆公司主张,承钢集团、劳服公司与光大银行唐山分行三方之间的委托贷款合同转变为劳服公司与承钢集团的一般借款合同后,作为主债权的委托贷款关系已经消灭,导致为其提供担保的质权也跟之消灭。

  本院认为,委托贷款是指由委托人提供资金,贷款人即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在委托贷款关系中,贷款人(受托人)只收取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本质上属于委托人的代理人,其从事的行为性质上属于代理行为。根据代理的有关规则,受托行在代理权限内与借款人实施的法律行为,对委托人发生效力。就此而言,委托借贷合同形式上的贷款人尽管是受托行,但实质上的贷款人则是作为被代理人的委托人。也只有从这一角度,才能解释为什么作为贷款人的受托行无须承担贷款风险。就本案而言,在委托贷款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期限届满的情况下,当事人约定将委托贷款关系转为一般借款关系,意味着光大银行唐山分行不再担任受托人,从而将作为三方关系的委托贷款关系转为作为双方关系的一般借贷关系。但此种变化既未实质性地改变借款关系的当事人,亦未改变借款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更谈不上作为主债权的借款关系消灭的问题。尤其是两份“四方协议”均对委托贷款转为一般借款的事实以及委托贷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予以确认,并重申原有的股权质押继续有效。由此可见,不仅作为主债权的借款关系并未消灭,作为从权利的质权也未消灭。故对港通公司、云帆公司有关案涉股权质权因作为主债权的委托贷款关系消灭而消灭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索引:港通物流(北京)有限公司等与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7)最高法民终624号;合议庭法官:王富博、丁俊峰、麻锦亮;裁判日期: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7. 在委托贷款业务中,借贷实际发生在委托人与借款人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二者之间的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等事项应受有关民间借贷法律规则的相应规制。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案涉《委托贷款合同》《协议书》约定,如湘晖公司未能如期偿还安徽投资集团贷款本息,则需支付借款期限内利息(借款期限内不能支付利息计收复利)、每日加收万分之三的罚息以及复利,其中借款期限内利息标准为年利率13%,罚息利率标准为年利率23.8%(借款期限内利息年利率13%与每日万分之三即年利率10.8%相加所得)。从本案情况看,虽案涉合同系委托贷款业务,但款项的借贷实际发生在安徽投资集团与湘晖公司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二者之间的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等事项应受有关民间借贷法律规则的相应规制,建行蜀山支行只是以受托人身份代为从事放贷业务,其行为的法律后果亦应由委托人安徽投资集团承担,故安徽投资集团与湘晖公司之间的利率不应超过年利率24%的民间借贷标准。在案涉贷款期限内(2010年2月8日至2011年8月7日),一审判决认定应按照13%计算利息并计算相应复利,并未超过年利率24%的标准,未有不当,应予维持;此时欠付贷款本金为2.8亿元,欠付利息(含复利)为43937392.79元。在贷款到期后即2011年8月8日起至2016年7月7日,一审判决认定应以本金和贷款期限内利息41758888.89元为基数,按照23.8%一并计算逾期利息;上述计算方式中,与本金相比,利息数额合计已超过年利率24%的标准,应属过高。在湘晖公司请求调整的情况下,本院将具体计算方式调减为以欠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为计算标准,自2011年8月8日起算。经计算,上述款项在扣除已还利息后,截至2016年7月7日,欠付贷款本金为2.79亿元,欠付利息为248423376.12元。此后仍应以2.79亿元为基数、以年利率24%进行计算。因各方已在《协议书》第四条明确约定:“所有还款按照先结息后还本顺序进行清偿”,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湘晖公司就此的抗辩内容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索引: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与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6)最高法民终790号;合议庭法官:王富博、郁琳、殷华;裁判日期: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8. 委托贷款法律关系中,银行在履行委托贷款协议过程中未能举证证明办理抵押登记具有正常程序,导致委托人借款损失的,银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土地抵押登记由珠江银行负责办理,在其办理的《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系伪造的情况下,珠江银行应提供证据证明其是按照正常程序规范办理的土地抵押登记,否则应认定珠江银行办理抵押登记有过错。珠江银行未举证证明办理土地抵押登记的正常程序,珠江银行也承认国土管理部门当时不办理以自然人为抵押权人的土地抵押登记属实。在这样的情况下,珠江银行更应尽到××对土地抵押登记的注意义务,按照正常程序规范办理抵押登记。珠江银行未能证明其是按照正常程序规范办理的抵押登记,应认定其在办理抵押登记的过程中有过错。

  此外,珠江银行与借款人签订的抵押合同明确约定,借款人要根据珠江银行的要求办理抵押物保险,但珠江银行未要求借款人办理抵押物保险。本案贷款发放的时间为2012年5月3日,办理抵押登记的时间为2012年5月4日,如珠江银行在办理土地抵押登记时完全按照规范办理、按照约定要求借款人办理抵押物保险,应可以及时发现抵押物虚假的情况,并采取收回贷款等措施防止实际损失的发生或减轻损失的程度。

  珠江银行未按照规范办理土地抵押登记及未按照约定办理土地保险,与李本琼的损失发生有因果关系,但形成李本琼损失的主要原因系李春等三人为贷款诈骗而虚构抵押物,致李本琼未能通过处置抵押物实现债权。《委托贷款协议》中明确约定了抵押物,且约定李本琼自行对担保的合法性和可靠性等进行审查,并承担相应责任。李本琼本人在签订《委托贷款协议》前未发现抵押物系虚构,对其损失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珠江银行未能按照规范办理土地抵押登记,按照其过错程度,对李本琼的损失应承担20%的赔偿责任。

  李本琼未能依约收回本金和利息,其损失已经实际发生,珠江银行对其过错给李本琼造成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审认为在珠江银行申请强制执行、公安机关从犯罪嫌疑人处挽回的损失确定后才能确定损失,李本琼才能向珠江银行主张赔偿损失,系为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的委托人向有过错的××请求赔偿损失设置了不当的前提条件,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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